写在前面

我是《石头记》的初级读者，刚刚入手一套庚辰本的影印本。

影印本的好处是——你能看见抄书人留下的痕迹，涂改、错字、漏抄，甚至不同人的笔迹。

而整理本也就是通行本把这些都抹平了，读起来顺畅，但你根本看不到那些“鲜活”的东西了。

翻得久了，我慢慢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事。今天这篇文章，就是想把这几天的观察整理出来，分享给同样喜欢《石头记》的朋友。

一、矛盾重重的一部书

庚辰本《石头记》里，到处都是“矛盾”。

目录上写的是“林黛玉抛父进京都”，到了第三回正文前，却变成了“林代玉抛父进都京”。

同一个人的名字，“黛”和“代”混着用，竟是手抄书中的常态。

那副著名的对联，第一回时甄士隐看到的是“假作真时真作假，无为有处有为无”，这是标准的对偶+回文式哲理联语。

而第五回贾宝玉看到的，却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了。

第二回贾宝玉那句名言——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”——在影印本上能看到明显的涂改痕迹。原本写的是“水”字，被人涂改成“木”字。

无独有偶！

第十回张太医给秦可卿看病，说“脾土被肝木克”。中医常识，肝属木，这是专业的术语。但在庚辰本上，“肝木”两处都是从“肝水”涂改过来的。

第五回警幻仙姑让宝玉喝的茶叫“千红一窟”，酒叫“万艳同杯”。可是在影印本上，“万艳同杯”写的是“方艳同杯”，而同一句话里，相隔18个字的地方，“万木之汁”却老老实实地写着“萬木之汁”。

第十一回凤姐安慰秦可卿，说“如今才九月半，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，什么病治不好呢？”

这句话，庚辰本里压根儿没有。但是同一回末尾，凤姐告诉平儿“九月里在宁府园子里遇见”贾瑞——这个“九月里”倒是保留下来了。

第十三回，两条红色批语，署名分别是梅溪和松斋，而书中此字体署名更多的是畸笏叟。如此三个落款，字迹却一模一样。

第十六回，赵嬷嬷和王熙凤说话那段，旁边的红色批语，字迹明显又不是一个人的了。

……

这些矛盾，如果只看整理本，一个都看不见。整理本会把它们统一成“黛玉”“水作的骨肉”“肝木”“万艳同杯”“狠舅奸兄”，把漏掉的句子补上，把不同人的批语整理清楚。

影印本完全不一样。它把那些矛盾、涂改、错漏，全都原样摆在那里。你翻着翻着，就会忍不住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

二、两拨人

看得多了，我脑子里慢慢浮现出一个画面：有两拨人，和这本书有关。

第一拨人，是写故事的人。

作者写的是“女儿是木作的骨肉”，写秦可卿“肝木气滞”，写巧姐的“狠舅奸兄”。他用“木”字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绛珠仙草的“木质”，是那些以花木为魂的女儿们。

脂砚斋读到“千红一窟”，批一句“隐哭字”；读到“万艳同杯”，批一句“隐悲字”。他知道这些字背后藏着什么，他把它们点了出来。

畸笏叟不仅认真读了书稿，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意见。

松斋、梅溪，偶尔也会留下一两句话。

这是第一拨人。

他们是创造者、评点者、见证者。他们在稿纸上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有重量。

第二拨人，是抄书的人。

另一群人坐在灯下，面前摊着原稿底本或者也是一部过录本，手里握着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描。

他们不是创作者，很难分清楚“木”和“水”的写法有什么明显区别。他们只是照着描，描错了就涂改，涂改不了就跳过去。

有时候他们刚写完“灌愁海水”的“水”字，肌肉记忆还没消，下一笔就跟着滑出去——把“木作的骨肉”写成了“水作的骨肉”。写到一半发现不对，墨迹未干，赶紧涂改回来。

有时候他们困了，眼睛跳了一行——凤姐对秦可卿说的那句“如今才九月半，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”，就这么漏掉了。

竟然没有人发现。

有时候他们顺手用了自己习惯的俗写——“萬”写成“方”，“舅”写成“旧”。他们不知道这些字在后来会被当成“异文”。

有时候他们分工合作，你抄正文，我抄批语。

抄批语的那个人，不管底本上署名是谁——脂砚斋也好、畸笏叟也好、松斋也好、梅溪也好——他都用同一支笔、同一种字迹描抄下来。

抄完就结束了。

没有人拿着底本从头到尾校验一遍。那些漏掉的句子、写错的字、涂改的痕迹，就这么留在了抄本上。

这是第二拨人。

他们是传抄者、过录者、无名者。他们可能不懂《石头记》，但他们让《石头记》残喘地活了下来。

三、两拨人之间

这两拨人，有关系吗？

我的答复是；没什么关系。

第一拨人在书斋里写稿、批书、回忆。他们是创作圈，是作者的朋友、亲戚和读者。不过这个圈子很小。

第二拨人是一群被雇佣来的抄手，有的写字工整，有的写字潦草，有的文化水平高些，有的连“肝木”和“肝水”都分不清。他们从某个渠道拿到底本，照着描画，描画完就交差了。

第一拨人写下的，是心血、是眼泪、是对“木”与“水”的斟酌。第二拨人留下的，是错字、是涂改、是“旧”代“舅”的俗写。

这两拨人，隔着时间，隔着阶层，隔着对书的理解，在同一页纸上相遇了——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。

四、我们读的到底是什么？

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读庚辰本的影印本，读的其实不是“第一波人的《石头记》”——至少不只是。

我们读的其实是两拨人共同留下来的痕迹。

第一拨人写：女儿是木作的骨肉。

第二拨人抄：手滑了，写成“水”，又改回来。

第一拨人写：肝木。

第二拨人抄：肝水，又改回来。并且两处都是。

第一拨人写：万艳同杯。

第二拨人抄：顺手写成“方艳同杯”，上一行“万木之汁”刚老老实实写成“萬”字。

第一拨人写：如今才九月半，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。

第二拨人抄：跳了一行，漏了。

第一拨人写：分别署名梅溪……松斋……畸笏叟……

第二拨人抄：用同一支笔，同一个字迹，描抄下来。

那些涂改、那些矛盾、那些“水”涂成“木”的痕迹，就是两拨人对话的证据。

第一拨人说的话，经过第二拨人的手，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

五、所以，那些“错误”有意义吗？

有人可能会说：这些都是抄手的错，是“错误”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

可是你想，如果没有这些“错误”，如果没有那些涂改、漏抄、俗写，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还有第二拨人存在过。

我们只会读到一本光滑的、统一的《红楼梦》，以为它就是曹雪芹写下的样子。

但有了这些痕迹，你就能看见：这本书不是从天而降的，它是经过很多人的手，才来到你面前的。

那些抄手水平不高，有的甚至“吊儿郎当”，但他们让这本书活了下来。没有他们，第一拨人写下的东西，可能早就散佚了。

那些“错误”里，藏着他们的指纹。

六、最后

现在，我每次翻开庚辰本的影印本，都会想起这两拨人。

第一拨人写完了，批完了，哭完了，走了。

第二拨人抄完了，交差了，散了。

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却在同一部书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。

而我，隔着两百多年，一页一页翻着他们留下的墨字，把那些涂改、错字、俗写，一个个认出来。

这种感觉很奇妙。

你仿佛能看见那个抄手，坐在灯下，刚写完“灌愁海水”的“水”字，下一笔就跟着滑了出去。

他愣了一下，赶紧涂改。

墨迹干了，他翻过这一页，继续往下抄。

他不知道他写错的是什么字，也不知道他涂改的是什么意思。他只是抄完，然后离开。

但那些痕迹留下来了。等着两百年后，有一波人，对着影印本，一页一页翻过去。

这个人，就是我。

也可能，还有你。

如果你手里有影印本，不妨再翻一翻。

你看见的，可能不只是《石头记》，还有两拨人，或者三波人。